五、马礼逊和文畬堂本

【资料图】

嘉庆十二年（1807），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被伦敦传教会派往广州，成为第一位来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

《马礼逊回忆录》

马礼逊曾编撰第一部汉英双语字典《华英字典》，将《圣经》译成中文，近年来，他对《红楼梦》的翻译也颇受学界关注，如葛锐所撰《道阻且长：〈红楼梦〉英译史的几点思考》（李晶译），王雪娇所撰《从马礼逊〈华英字典〉看〈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早期传播》，赵长江所撰《〈红楼梦〉英译之嚆矢——马礼逊〈红楼梦〉英译研究》，俞晓红所撰《〈红楼梦〉百年跨文化阐释谫论》，王燕所撰《英国汉学家马礼逊红楼梦英译手稿研究》，任显楷所撰《马礼逊、罗伯聃、艾约瑟红楼梦译文底本考辩》[14]，均对此有所论述。

后齐星所撰《马礼逊藏书书目研究》[15]一文也进一步提供相关线索——道光三年（1823），马礼逊回国述职，将近万册中文书籍带回英国，其中就有文畬堂本。

兹从齐文中摘录与本文相关者如下：

这批藏书中还有《依样葫芦》《方舆类纂》《丹方汇编》《羊城古钞》《粤东笔记》《粤东诗海》《粤东文海》等文畬堂刊本[16]，故马礼逊和文畬堂颇有牵连，齐文将马礼逊所购嘉庆十六年本著录为“东观阁刻本”实属误判，其实应毫不含糊地指出该嘉庆十六年本《红楼梦》就是文畬堂刻本。

文畲堂藏板《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

马礼逊和文畬堂颇有牵连，一是因为马礼逊来华初期常往返于广州和澳门，顺德位于广州和澳门之间，便于采购，马礼逊回广州和文畬堂往广州贩书，也在同一个码头落脚，双方有很多接触机会；二是因为马礼逊来华初期资金紧张，而文畬堂用拼板降低雕版成本，用马冈刻工降低人工成本，恰恰符合马礼逊既要采购大量书籍又要节省开支的需求；三是马礼逊曾聘请梁发等刻工，且这些刻工曾被派往澳门刻书，以顺德马冈刻工之价廉工速，马礼逊以文畬堂为中介结交马冈刻工，亦不无可能（如后来大放异彩的梁发，就是邻近顺德的高明人）。

再，嘉庆十三年至二十二年间，马礼逊聘请Ko Mow-Ho教他中文，该中文老师的名字，学界多回译为葛茂和，葛茂和兼为马礼逊订阅书籍、修改译文、校正原文，马称葛为，显然是粤语发音，是“葛先生”之意，知葛系广东人，他和文畬堂是否有乡士情谊姑且不谈，至少语言沟通是无障碍的。[17]

据葛锐所撰《道阻且长：〈红楼梦〉英译史的几点思考》一文介绍：

1997年，香港一位年轻的博士生Amy ko，在准备关于马礼逊的博士论文期间，在马礼逊的一封信中发现了一段14页的翻译，是对《红楼梦》第四回的节译，内容是贾雨村和门子关于英莲被拐一事的议论。此事令人惊异之处在于，这项翻译发生在1812年。

《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

按1812年即嘉庆十七年，正是文畬堂本刊行的次年。我们在已知马礼逊拥有多部文畬堂刊本的情况下，理应初步判断其选译《红楼梦》所用底本即文畬堂本[18]。事实上，马礼逊从百二十回本中摘译护官符一回情节，应与其人生经历和人生感悟有关。可资参考者有二：

一是葛茂和自嘉庆十三年（1808）担任马礼逊的中文老师以来，就为他订阅书籍，安排他系统地学习经文典籍及文学典籍，据马礼逊1809年12月写给伦敦传教会董事的信，其时他已选译了《大学》《中庸》《论语》，且自认对“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仍然是知之甚少的”[19]。

这封信还提到购买了1229册书籍，包括“中国的经典作品、天文、地理、律例、历史、宗教、解剖学和中医学等，还有一部分小册子”。

综合考虑，马礼逊要阅读的书籍太多，故经部书籍被排在优先学习的位置[20]，等他边读边译《红楼梦》，其时已是嘉庆十七年（1812）。

二是相对于复杂的中国人，马礼逊实在太单纯了，但他自嘉庆十四年（1809）担任东印度公司翻译以来，就不得不与更复杂的中国官员打交道，“频繁地与中国官员开会”，“中国官员们极其傲慢、专横和喧嚷，他们有时三四人同时讲话，声音之大，像是在骂大街”。

马礼逊曾与中国官员交涉“一个中国人指称被谋杀的案子”，马礼逊的另一位家庭老师蔡兴，则在刻印《使徒行传》时中饱私囊，马礼逊对此深感痛心，认为缺乏忠诚是中国人的“主要特征，由此而产生互不信任、低级的狡诈和欺骗行为”。

《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

一两年后，马礼逊开始读《红楼梦》，阅读过程中，以护官符一回最切合他上述经历，最引发他的共震、共鸣，笔者相信，马礼逊读“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时，一定会回想起“一个中国人指称被谋杀”时的颠倒黑白，一定会从贾雨村对甄士隐的忘恩负义中想到中国人的不忠诚，于是他边读边译，借此拨动其人生感悟之心弦。

对一个外国人而言，要了解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红楼梦》是比四书五经更好的载体，我想，马礼逊读《红楼梦》，会发现四书五经里的仁义礼智信，和现实生活中的灰暗算计疑，是如此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中国人身上。

马礼逊慢慢学会从中国官员的场面话看出其潜藏意思，从“中国地方政府的文件就可看出其意义和提出意见、看法，就有着清楚和充足的理解；同时他也能够发现中方文件经常出现的诡辩、表里不一甚至谎言”。

护官符一回之外，马礼逊还选译了《红楼梦》第三十一回的对话，并收录在《中文对话与单句》一书中。按该书虽刊行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然马礼逊的翻译是类似于课堂作业式的即读即译，故这段翻译也应发生在他初读《红楼梦》期间，和他翻译护官符一回的时间不会间隔太久。

《马礼逊对华传播活动研究》

任显楷所撰《马礼逊、罗伯聃、艾约瑟红楼梦译文底本考辩》一文从中拈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即宝玉见袭人吐血，问人要山羊血黎洞丸，山羊血和黎洞丸连读，是红学界的主流观点，马礼逊则在山羊血和黎洞丸之间断句，而文畬堂本恰于此处点断。

总之，马礼逊翻译《红楼梦》时所用底本是文畬堂本，其时在嘉庆十七年，恰可与文畬堂本刊于嘉庆十六年互相印证。

综上所考，文畬堂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和所谓的嘉庆十六年“东观阁初评本”是同版刷印的，马礼逊于嘉庆十七年选译《红楼梦》，其所用底本即文畬堂本。

文畬堂本的底本是拼配本，其正文虽源自文新堂评点本，其扉页则绕开文新堂系统本脱胎于东观阁白文本，其绣像则绕开文新堂系统本脱胎于程印本。东观阁从未刊行评点本，诸《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本将“东观阁梓行”五字题在右栏上方，皆因其原始底本的扉页脱胎于东观阁白文本而有所改刻。

文畬堂本和善因楼本有不少独有异文，它们应属同源关系；查诸本绣像，善因楼本和文畬堂本自成一系，东观阁白文本和文新堂评点本另成一系，亦可佐证其同源关系。

事实上，《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或不只文畬堂本一系。试以汪显清先生所藏文元堂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为例加以说明。

文元堂刊本《红楼梦》

文元堂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二函二十册，一百二十回，扉页题“东观阁梓行，文元堂藏板/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图八）。首程伟元序，程序中缝有“三元堂板”字样。次目录，接绣像十五叶，前图后赞。

正文每页十一行，行二十七或二十八字，有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前三回首页中缝有“三让堂”字样，第五回首页首行下镌“三元堂板”字样，中缝下镌“三让堂”字样，与一粟《红楼梦书录》所载文元堂刊《绣像批点红楼梦》又有所不同。

经考察，发现前60回和后30回属三让堂《绣像批点红楼梦》系列，第61-90回属《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系列。

因三元堂本、连元阁本和文元堂本一样，都是第61-90回属《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系列，且汪先生藏有文元堂本和连元阁本，曹立波教授《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一书则附录了三元堂本第62回首页书影，故笔者得以将三本对比。

经比对，其版式、笔迹如出一辙，知三本同出一版，其拼配应非发生在售藏过程中，而是发生在刊印过程中，即书坊为节省成本而拼版，疑前60回和后30回所用《绣像批点红楼梦》书板为三元堂新镌，第61-90回所用《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书板为文元堂旧有（为有所区别及方便指称，本文暂将该第61-90回简称为三元堂+文元堂本）。

文元堂刊本《红楼梦》

那这部三元堂+文元堂本，是否出自文畬堂本呢？答案是不确定，仍以第62回首页为例，第2行的“裀”字，文畬堂本将“因”误刻为“囚”，三元堂+文元堂本不误；同行的“香”字，文畬堂本不误，三元堂+文元堂本则将“禾”误刻为“采”；第10行的“天”字，文畬堂本是撇长而捺短，三元堂+文元堂本则恰好相反；同行的“内”字，文畬堂本右偏而三元堂+文元堂本比较正常。

综上，知两本非出一版，其同一页内存在彼正此误和彼误此正的不同异文，说明它们应该是横向关系的兄弟本，而不是纵向关系的上下游本。

笔者曾指出东观阁、文新堂和三让堂应属金溪书商，东观阁在北京，文新堂在四川或江西，三让堂在湖南，金溪书商曾打通湘粤一线，让三让堂本在两省之间广泛传播[21]。

现在我们知道文畬堂本也是广东刻本，可见湘粤两省确实是从文新堂本至三让堂本的重点传播地区。

近查得四川、湖南、广州和佛山等地皆有文元堂[22]，而文元堂曾翻刻三让堂本《绣像批点红楼梦》；江西、成都、长沙、益阳、新化、广州、佛山、中山等地都有三元堂，而三元堂曾翻刻三让堂本《绣像批点红楼梦》；江右（笔者按：即江西）同文堂曾刊行《唐诗三百首注疏》，而同文堂也曾翻刻三让堂本《绣像批点红楼梦》；金溪书商在北京设有大文堂，温汝能所编《龙山乡志·顺德县地形指掌图》则题“凤城大良大文堂藏板”，凤城是顺德的代称，大良即顺德大良镇；金溪有味经堂，广州味经堂则刊有《爻山笔话》《金匮要略浅注》《池上草堂笔记近录》诸书；金溪有五云堂、文光堂，顺德则有五云楼、文光楼，因各地书坊常将堂、阁、楼、书局等混用，如金溪宝田斋在北京改称宝田堂，金溪尚友堂在南昌改称尚友轩，新化三味堂又题作三味书局、三味书室等，故该五云堂和五云楼、文光堂和文光楼或亦属联号经营。

《红楼梦版本研究辑刊》第一辑，兰良永主编，华侨出版社2022年6月版。

综上，疑金溪书商和广佛书坊颇有渊源，曾翻刻三让堂本的文元堂、三元堂、同文堂、五云楼或亦有属金溪书商旗下者。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与曹震先生和任显楷先生反复讨论，并蒙惠赐相关资料，专此致谢。

2019年12月初稿

2022年10月改稿

2023年6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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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兰良永：《新见本衙藏板〈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考辨》，载《红楼梦研究·肆》第134－152页。

[2] 合刻本的先后刷，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两个书坊用同一套书板刷印，今年分印了一批书，次年又分印了一批书，拿甲书坊今年分印本和乙书坊次年分印本比，当然是先刷本；拿甲书坊次年分印本和乙书坊今年分印本比，则是后刷本。故合刻本中某两个具体本子的先后，有时候只是刷印的批次不同，不代表合刻书坊参与刊行的先后。

[3] 新出影印本阙“东观主人识”，高序在前程序在后，绣像在前目录在后，异于汪显清先生藏本和嘉庆十六年本。

[4] 孙殿起：《贩书偶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5] 文革红：《清代广州地区通俗小说刊刻考略》，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145期，第19页。

[6] 林子雄：《明清广东书坊述略》，见《图书馆论坛》第29卷第6期，第144页。

[7] 许莉军：《温汝能陶诗汇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8] 汪显清、兰良永：《新见〈书业德本绘像红楼梦〉考辨》，载《2019年马来西亚红楼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83页。

[9] 马冈刻工确实经常承刊，故诸如“粤东马冈冯继善承刊”“顺邑马冈胡麟楷承刊”“顺邑马岗冯耀祥承刊”“天宝楼马岗冯耀祥承刊”“顺德冯为记承刊”之类牌记不时见于旧本，且当地书坊亦有让马冈刻工承刊者，如佛山同文堂本《详订古文评注全集》即注明“粤东顺邑马冈乡冯继善承刊”。

[10]广佛书坊确实经常合刻，如佛山同文堂藏板、右文堂发兑或禅山右文堂藏板、同文堂发兑之书，就有《新增批点绣像红楼梦》《新增幼学故事寻源》《外科秘录》《尚书离句》《崇正辟谬永吉通书》《万花楼杨包狄演义》《读左补义》等，且国学大师网在著录香港中文大学藏《读左补义》时题“右文堂发兑同文堂藏板”，在著录中国人民大学藏《读左补义》时题“同文堂刻、右文堂印”，也充分反映业界同仁对两家书坊“同版刷印”的分工合作的认识。

[11] 另一版的扉页则一仍其旧，仅在扉页背面题明“辛酉秋九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精印”。

[12] 限于条件，本文暂未考察善因楼本《批评新奇绣像红楼梦》和善因楼本《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之间的区别，识者其谅之。

[13] 以上引文，皆转引自黄国声：《广东马冈女子刻书考索》，载《文献》1998年第2期，第266-270页。

[14] 葛文载《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二辑，王雪娇文载《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四辑，赵文载《红楼梦学刊》2016年第5辑，俞文载氏著《敦煌变文与明清文学论集》，王燕文为第一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工作坊世界文学经典与翻译研究的会议论文，任文为国家博物馆红楼梦研讨会参会论文。

[15] https://www.doc88.com/p-5701693102130.html。

[16] /Morrison/Collection/MS80823.htm

[17] 苗欣：《马礼逊的汉语习得观研究及其对TCSL的启示》，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罗文军：《马礼逊本〈养心神诗〉的印译时间考叙》，载《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8] 马礼逊曾协助东印度公司创办图书馆，又要教外国学生学习中文，故其所购文畬堂本应非止一部，今藏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的文畬堂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也应来自或辗转来自马礼逊。

[19] 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9页。以下引文分别摘自该书第65、66、188、189页。

[20] 嘉庆十四年，马礼逊致信纽约某记者称自己在学习“孔夫子的四书”，见《马礼逊回忆录》第63页。

[21] 兰良永：《江西金溪书商和<红楼梦>东观阁系列本的翻刻传播》，载《曹雪芹研究》2020年第2期，第102－120页。

[22] 重庆北碚图书馆藏四川文元堂本《钦定四书文选》，首都图书馆藏湖南益阳文元堂本《紫金瓶》，《中国古籍书目》著录广州文元堂本《开平谭氏家谱》，湖南新化文元堂有《吕祖新降司命经忏》，广东佛山文元堂有《三国志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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